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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彼得•德鲁克的理解

发布人:admin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7-11-03 14:43

伟大人物似乎都是一个使命在身的人。德鲁克毕生的使命,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新社会,是要帮助世人去理解如何组织一个工业社会。德鲁克是幸运的,他的思想最终为世人所接受,使人们理解了工业社会的本质,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,以及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企业及其管理全貌。德鲁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,一位社会学家,一个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,最后还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。

我们称德鲁克为大师,并不表明德鲁克的思想源于某种莫名的启示。他的思想以及庞大的思维规模,源于独特的思维结构,很可能受卡尔·马克思和马克斯·韦伯的影响,这只是猜测,德鲁克本人没有提及过。德鲁克分析“社会、政治和经济”问题的思维框架、概念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,与这两位思想伟人极为相似。韦伯曾经说过,现代西方学者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精神世界,深受马克思的影响。

与思维结构相对应的是价值立场。德鲁克早年深受詹姆斯的心理学影响,使他的基本价值立场倾向于保守或中庸,自称是“自由保守派”;对待社会的前途和命运,既不悲观又不激进,主张有限理性,强调人的尊严;强调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公正,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进步。德鲁克与历史上的伟人一样,终其一生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成就,是可以“还原”的,可以还原到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上。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,有着内在的统一性,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,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。

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,能非常准确地解析和叙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。他的著作很直白,少有歧义,不必揣摩,也没有必要用心去悟;与巴纳德,乃至西蒙深邃而周延的“现代组织和管理”理论不同,这也许是德鲁克难以融入学术界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。德鲁克的思想是由普通人的经验和良知支撑着的,加上他“人本主义”的基本价值立场,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,这也许是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。德鲁克在其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写了29本书,大约发行了600万册。

德鲁克认为,管理是一种实践,管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、一个人性的世界;管理要应对的是一个“社会群体心理”的组织过程。管理面对的不是物理世界,管理要应对的不是技术经济的组织过程。他始终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,充其量只是临床应用医学;管理强调的是有效性,需要实践的检验,而不是自我检验。企业是很实际的,关心“结果”胜于“理论”,在乎“实效”胜于“真理”。企业的成就或经济成果,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干出来的。德鲁克把自己的第一本管理著作,取名为《管理的实践》,而不是“管理学原理”,这让很多人至今感到莫名其妙,尤其是让那些崇尚“从客观事物中发现绝对理性法则”的西方人备感困惑。

尽管德鲁克具有驾驭思想和文字的天赋,可他并不擅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,包括把概念、原理和方法结构化,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。在他看来只要思想和观念合乎社会的需要,合乎人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和直觉即可。而且他不喜欢咬文嚼字,四平八稳,做秀才文章;他追求思想上的完整性,讲究表达上的准确性,这导致他的作品思维跨度大,叙述上的附加成分多。解读德鲁克的著作,必须学学他把握问题的方式,即弄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事情,弄清楚德鲁克在说一件什么事情。否则,我们很难跟上他的思想主线,容易迷失在他那随心所欲的语言丛林之中。

德鲁克强调实践,始终把各个学科当做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,或当做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工具,为自己“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”服务。他习惯于立足现实、展望未来,借用他的概念就是“使现实变得具有未来意义”。加上他涉猎广泛,尤其擅长从实践中提炼概念,终其一生不断强化自己的思维规模,不断演绎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,可谓与时俱进。要想领略彼得·德鲁克的精神力量,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,从他早期的四本著作开始,即《经济人的终结》(1939年)、《工业人的未来》(1942年)、《公司的概念》(1946年)和《新社会》(1950年)。否则,难以把握他不断涌动的思想潮流,就像我们难以把握韦伯活的思想灵魂一样,只能窥其片断,不能与之神游。

《经济人的终结》是德鲁克移居美国大约两年之后写成的,那年他30岁。该书第一次展现了德鲁克的精神力量,即站在思想伟人的肩上,站在“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”两者统一的高度,从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演变的内在动因,进而综合应用各类知识于现实,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见解。尽管《经济人的终结》中形成的思想还很年轻,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洞察力,宣告着“经济人时代”的结束,认为人类将面临着时代的转变,令人震惊。而且,事实证明德鲁克是正确的。

按照德鲁克书中的观点,在重商主义原则上建立的“经济人社会”,企图通过“经济自由”带来“社会公平”,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。相反,随着大工业的出现,经济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,使社会大众对市场机制,以及对实现社会的经济目标失去信心和兴趣;同时,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浩劫,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,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是好的,不再相信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、政治原则和生活方式是可靠的,甚至是虚幻的,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机;人们普遍期待着“非经济的社会奇迹”,结果落入法西斯主义的圈套,人类将为此面临一场灾难。

经济是基础,一个社会不可能在背离经济成就的情况下创造所谓的奇迹。社会的希望在于经济领域之中,在于那些不辞辛劳、努力工作、创造财富的人们,是他们始终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一个社会的运行,是他们的存在,保障着人类社会能够从灾难中走出来。他主张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,依靠新观念的引导,确立一套稳妥的组织原则、政治方略和制度规范,重建社会新秩序。

刚出版《经济人的终结》,德鲁克就动笔撰写《工业人的未来》。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,纳粹的军队在隆隆炮声中连连得手。对德鲁克来说,这一切并不决定未来社会的命运,只是历史表象上的一个事件,战争终究会成为过去,世界大战之后,一定是世界和平。他要窥测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动因,赶在和平之前,为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,识别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原则。

那个时期德鲁克是在本宁顿大学任教,他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写成《工业人的未来》,于1942年出版。德鲁克认为,宣告经济人社会的终结,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一个新社会。事实上工业化生产方式,正在迅速改变着经济领域的结构,从而迅速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结构,不断加深了现实社会的危机,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冲突。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,不会是新社会的建立,而是人类社会的崩塌;伴随而来的是工业化实践以及工业主义,将以失败告终。可以断言,整合或组织一个新的社会,需要新的观念、原则和制度。

我们只知道有关“经济人社会”的一切都已经过时,但是并不知道新的观念、原则和制度是什么,这种缺失最终都通过社会转折期的种种震荡表现出来。必须透过现实社会震荡的表象,从社会转折的内在动因中寻找正确的答案,找到新的观念;依靠新观念的引导,形成普遍认定的原则,实现制度创新,重建社会的新秩序。毫无疑问,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是社会转折的本质动因;必须按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,建立“工业人的社会”,这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目标,也是解决社会转折期阵痛的关键。

一个社会正常运行,涉及三个基本概念,即地位、权力和功能。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,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,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,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,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。因此,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“工业人社会”,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,必须建立在“人的基本诉求”基础之上,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。由此而论,必须赋予工业人或“工作中的人”以社会地位、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。然而,这个过程不可能直接或自然完成,每一社会成员只能依托一个社会基本单位或企业,获取社会地位、行使社会权力和发挥社会功能。那么,合乎逻辑的派生观念和原则就是,企业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组织,承担起整合社会成员或工业人的责任。同时,社会必须把企业当做一个社区,赋予社会地位、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。形成社会、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新社会基本结构。

可是现实社会呈现出来的状态是,社会、企业和个人三者脱节。大规模生产方式,使每一个“工作中的人”不知道工作的意义,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。企业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组织的一个成员,他们在丧失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的依托之后,并没有在企业组织中找到归属而融入社会,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。相反,“工作中的人”或工业人被边缘化了,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,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,丧失了做人的尊严。导致个人无意为企业承担责任,也无意为社会承担责任,只是一群“出卖劳动力,获取工资”的自然人;新生的工业人处在离散状态,企业和社会没有产生出内在的整合力量,新的社会秩序无法自然形成。

也许受韦伯职业研究生涯的启发,德鲁克意识到组织理论和企业管理是关键环节,而自己对企业的事情知之甚少,更缺乏质感,不知道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。这关系到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能否落到实处,能否用于指导未来的社会实践。于是,德鲁克开始寻找机会,进入一个大企业,从企业的内部去研究组织过程。当年一些关心德鲁克的人,为他进入企业深表遗憾或不解。由于《工业人的未来》的原因,也许是天意,1943年底,德鲁克接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,希望他来帮助企业进行专题研究,弄清楚战后的企业应该如何管理员工。他们相信德鲁克有这样的思维高度,能够提出合乎未来工业社会客观要求的建议方案。1946年,德鲁克基于通用汽车公司为期18个月的调研,发表了《公司的概念》。该书标志着德鲁克在“组织理论”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,最重要的是德鲁克打通了自己的思想体系,构建了“企业(组织)、管理、工业社会”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让德鲁克深感不安的是,《公司的概念》激怒了斯隆。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斯隆,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,视公司为生命,希望德鲁克忠实记录所见所闻。而德鲁克却带着自己“对未来社会”的期待,按照自己既定的思维或假设,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过程进行主观剖析;而且书中大量的篇幅是在阐述自己有关整合工业社会的思想,无异于借题发挥,写了一本不像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。斯隆决定要拿出证据,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通用汽车公司,阐明自己对公司的见解,这就是《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》的由来。斯隆几乎凝聚了职业生涯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写成此书,于1960年出版,一举名垂青史,据说日本人从中学会了管理一个大企业。结局不错,令人欣慰。

先前德鲁克在《工业人的未来》中已经明确:企业是什么,工业人社会的基本结构,及其整合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。《公司的概念》的任务是要赋予企业以具体的内涵,告诉企业应该如何按照社会的要求组织起来,承担起社会的责任,这也许是德鲁克与斯隆冲突的根本原因。斯隆始终想不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,在斯隆的思维逻辑中,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,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,企业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,也谈不上社会责任。

在德鲁克思想体系中,“企业的社会责任”是一个核心概念,这个概念联系着“社会、企业和个人”三者的相互关系。在德鲁克的思维逻辑中,离开了企业的社会责任,整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。德鲁克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,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必要的,因此与斯隆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,除非他能说服斯隆。问题在于斯隆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,是一个能为原则献身的人。事情只能这样,等待历史的裁决;大约十年后,历史选择了德鲁克。他的思想比斯隆具有高度和贴近现实,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和前瞻性。所以有人称德鲁克为乌托邦,把《公司的概念》比作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

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任何社会的运行,都是建立在基本单元基础上的,各个基本单元承担着社会运行的各项职能。即便是处在自然经济状态的家庭社会,也必须赋予自然家庭、家族进而社会团体以独立的身份或地位,赋予社会基本单位以完整的社会责任,包括经济、生活、伦理、教育、政治、宗教,甚至军事等方面责任,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能够依托企业或组织机构,谋求个人的发展,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。工业社会要想正常运行,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,就要像以往社会的家庭一样,发挥稳定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,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“一个组织机构的社会功能”,有人把社会功能译做“社会机能”。

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,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,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;企业是员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,不是雇主借以挣钱的机器。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,企业的目的存在于外部,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;利润是企业能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结果,利润只是检验企业有无效能,有无存在价值以及能否存在下去的一个衡量指标。这是“经济自由与社会公平”,进而“经济与社会”的内在联系。

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,如当年的通用汽车公司那样,单纯追逐经济利益或利润,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,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一员的尊严,结果导致“工作中的人”对工作的敌视,对企业管理当局的敌视,导致组织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。在这种状态下,企业无法让一个“工作中的人”站在企业整体的立场上为产量、质量、成本和利润或效率做贡献,企业也因此无法在更大的运行规模上保持效能。可谓社会、企业和个人同时陷入困境。在德鲁克的思想中,社会是靠大家来维护的,如果某人丧失了社会功能,也就丧失了社会身份,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,成为一个被社会“放逐”的人,自然他也就不会关心或维护这个社会。

究竟如何摆脱现实困境,以及解决企业内部普遍的对立和冲突,尤其是劳资冲突,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,有赖于一个具体企业的“管理”。尽管我们不能给一个具体企业设定管理的内容,但是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思路是确定的,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。这就是承认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,是一个“社区”或社会的不可分割的“分子区域”;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,而是社会人;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,据此建立起一个组织的公正,形成组织协同的制度性规范,包括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,以及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,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。

德鲁克认为,就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“功能组织”或一个“器官”一样,管理是企业或一个组织机构的“器官”,即通过管理来实现组织机构的效能。管理和组织,就像人体与器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;同时,又可以从观念上分辨出来,分辨出管理部门和管理系统的存在,如同人体中的器官,以及某个器官主导下的功能性子系统。真是妙不可言,德鲁克总算自圆其说了,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,在观念上区别开来了,也使自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的第一人,当然是基于“政治社会学领域”的现代组织理论,否则就是对巴纳德、西蒙和斯隆的不公。德鲁克一直强调,《公司的概念》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“组织研究的领域”,而社会上的人则始终认定《公司的概念》是一本管理著作。

《公司的概念》出版后,德鲁克直面自己的未来选择,必须在“政治社会学”与“组织管理学”之间做出选择。当年韦伯始终是站在“政治社会学”领域研究“官僚科层制组织”的;而德鲁克从“政治社会学”领域出发,最终进入“组织管理学”领域。不过他的心依然系于社会问题,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这样。德鲁克的选择有种种主客观动因,他自己认为“组织管理领域”是一个空白,补全这个空白对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。

客观地说,他是为自己开创的“现代组织理论”找落脚点。《公司的概念》毕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“管理实践”基础上完成的,远在德鲁克介入之前,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经营过程处在“有组织的状态”,已经形成了一个“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组织”。德鲁克必须用“现代组织理论”,重新对过往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整合,包括重新解读通用汽车公司的“管理实践”,赋予斯隆创立的分权制管理以全新的含义,赋予泰勒进而福特的生产作业过程管理以人文精神,等等。否则,他从“工业社会”的政治社会学领域演绎出来的“现代组织理论”,以及他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,无法形成始终一贯的体系,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,从而也就无法证明用他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和主张,去改造现实企业的组织理论,并不是一种乌托邦,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假说或空想,而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,具有“不可避免”的客观必然性。

《公司的概念》出版后,德鲁克必须为自己的早期思想做一个总结,把自己完整的思想聚焦于未来研究的方向,准备无拐点地向“组织管理领域”纵深开拓,这就是1950年出版的《新社会》。《新社会》更加集中,也更加清晰了他“建立工业社会秩序”的思想,明确指出企业组织是现实社会的代表性机构,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;政府组织也是社会的代表性机构,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。企业组织和上层建筑之间,存在着互为前提、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。如果不改变现实上层建筑的观念、原则和制度,就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,无法使工业社会正常运行。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,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依据企业组织的改变。现实社会动荡的根源,存在于企业组织之中,存在于大规模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之中,存在于企业非人化的组织方式之中。

企业作为工业社会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,必须像社会的一个普通公民一样,必须按照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自律,必须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,通过履行社会责任,实现经济目标,获取经济成果,获取企业自身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,这就是所谓的“经济自由”。上层建筑及其代表的组织机构即政府,必须按照企业组织运行的这种要求,形成相应的政治原则、政策方略和制度规范,两者互动,实现所谓的“社会公正”,或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正义。经过这样一总结,德鲁克就有理由,也很有力量,去深入研究现代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,预示着一个思想伟人的诞生。

20世纪50年代起,德鲁克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组织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咨询实践工作,主要代表作是《管理的实践》和《管理:使命、责任、实务》。最终打通了“社会、企业、个人及其管理”之间的关系,而且与现实非常契合。尤其是通过“企业的使命”、“企业的目的性”,或企业在社会生态中的“存在价值和理由”等一系列引申的概念,在“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”,进而“经济与社会”之间建立了联系,使他的思想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,成为大企业普遍的指导原则。后人把德鲁克定义为管理学的集大成者,不无道理。

关于“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”的联系,是他思想脉络中最重要的节点,顺便做一个简单的释义。比如一个职业球队,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。球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组织的效能,取决于该组织能否使每一个成员按照球迷的要求,做好每一个动作,打好每一个球;取决于它有无优秀卓越的表现,而不是积分牌上的成绩。只有那些赌球赛的赌徒,才是唯一关心积分的人;就像炒股票的人一样,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,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,或企业是否挣钱。

如何理解或定义彼得·德鲁克并非本意,我等莘莘学子唯有心存感激之情。他的思想成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,他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。德鲁克走了,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。朋友也时常提醒我,难道不想说点什么?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,能向中国的读者谈谈彼得·德鲁克,谈谈他的思想脉络,谈谈他的早期著作,以表达我和朋友们对大师的感激之情。为了不辜负华章的厚望,不得不用心再读德鲁克,再读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,这段经历使我备感愉悦,更受益匪浅;我喜欢德鲁克活跃的思想,更喜欢他思维方式中的智慧和精神气质。当我写完本序,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,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彼得·德鲁克的早期著作,了解他完整的思想。

文章来源:摘自《工业人的未来》,彼得·德鲁克/著,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3月出版。本文为该书推荐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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